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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从“荒谬”中,寻找“纯粹的反抗”

未知 2019-05-07 10:07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凌越/文

加缪的生命以晦暗为起点。1913年11月7日,加缪出生。次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加缪父亲应征入伍,参加了旨在阻止德军逼近巴黎的马恩河战役,8月下旬即在战争中被弹片击中负伤,并于10月11日不治身亡。在加缪生命的开端,重大历史事件即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介入到加缪的生命中。加缪母亲不识字,谋生能力可想而知,只得带着加缪兄弟回到阿尔及利亚娘家,寄人篱下的生涯从此开始。了解加缪儿时的生活,就可以完全理解加缪早期才气逼人的散文作品中偶尔出现的“贫穷”二字何所指了。加缪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关注,和萨特为首的巴黎文人圈的反目,都可以从他早年贫穷的生活中找到蛛丝马迹,尽管后来的许多事情都有具体缘由,但是巴黎文人圈对于这位来自北非穷小子的不屑和嫉妒确实是许多事情发生的背景因素。

加缪在年少时出过的两本小册子——《反与正》和《婚礼集》——中就已经展露了极为敏感的语言天赋。更让人意外的是,加缪从没有滥用这种才华——不是用它制造浑浊的梦幻,而是从一开始就用这才华从事祛魅的工作。加缪在《反与正》再版序中写到,他的朋友诗人布里斯·帕兰经常说这本小书里包含了加缪写的最好的东西。我同意帕兰的看法,集中那篇《灵魂中的死亡》是我个人极为偏爱的篇章,我以为在这篇文章末尾,加缪坦率道出了他的文学观:“我需要一种崇高的东西。我在我的深刻的绝望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的、秘密的、冷漠的对比中发现了它。我在其中汲取了既有勇气又有意识的力量。这种如此困难如此反常的东西于我足矣。”

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加缪特别提到他那一代人经历上的特殊性,以及为之代言的迫切性:“它特别迫使我按照我的本来面目并根据我的力量来和经历着同一历史的人们承受我们共有的痛苦和希望。这些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在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审判发生时是二十岁,随即面临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的天下以及酷刑和监狱的欧洲,并以此完成了他们的教育;今天,他们得在一个受到核毁灭的世界中教育他们的儿子和从事他们的事业。”在加缪有生之年,世界的动荡从未止息,这动荡锤炼着加缪的视觉、听觉、韧性和思想,竟使他短短的一生有了“丰盈”之感。

洛特曼的《加缪传》正是对这一过程生动翔实的记录。它给我们提供了检视的机会。在洛特曼看来,评价一个像加缪这样的公众人物,主要的依据是对其公德的考察,而不是对其私德的揭示。

1947年6月加缪最重要的小说《鼠疫》出版,获得成功。不久,加缪和家人离开巴黎去了勒帕奈利耶,在那里加缪再次对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品周期或系列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基本上都是三部曲:第一系列“荒谬”:《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利古拉》和《误会》。第二系列“反抗”:《鼠疫》(及其附属品)——《反抗者》——《卡利亚埃夫》。第三系列:撕心裂肺的爱:《焚尸的柴堆》——《论爱情》——《迷恋》。第四系列:文明世界或制度——长篇力作+长篇沉思录+未上演的剧本。后来,在重新整理日记时,加缪又在第二系列和第三系列之间加上了《审判》(就是后来出版的《堕落》)和《第一个人》。而“那个将诞生于1960年至1965年间”的加缪自己的《战争与和平》也在计划之内。而遗憾的是,加缪只完成了自己写作计划的一半。

加缪不像大多数小说家那样从人物和故事展开创作,他的创作核心往往是某个哲学问题,然后以小说、戏剧和论文的方式反复地从各个角度予以揭示。加缪的少年时代曾受到古典派哲学家让·格勒尼埃的影响,哲学或者说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往往是加缪作品最初的原动力。概念先行的写作方式并没有让他的作品限于重复,《局外人》、《鼠疫》、《堕落》——在小说形式、主题、语调等方面都有不小差别。在写作过程中,加缪对于哲学对小说的干扰也有着足够的警觉。在阿尔及利亚奥兰潜心写作《鼠疫》时,加缪也在聚精会神地阅读麦尔维尔的小说巨著《白鲸》,并在日记里记下那些象征运用时分强烈的片段:“情感、图像十倍地增加哲学内涵。”在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上,加缪将自己的笔触控制在最微妙的平衡点,哲学成为促成加缪小说向前进发的预备力量,一种弹簧般的发射装置,而不是以怠惰的思想拖垮小说的双腿。

加缪足够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但是他对那种置身事外,追求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从来报以蔑视的眼光。在他笔下“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相反,一种勇于担当的责任感贯穿于加缪整个写作生涯和生命本身。

1957年利用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台,加缪对“崇高的写作”做了具体界定:“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不过我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的任务也许更伟大。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败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知道如何服人,智力卑躬屈膝到位仇恨和压迫当婢妾的程度,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其自身及周围从自我否定开始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

桑塔格曾经说过:“加缪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被迫做出了至少三次堪称典范的抉择——亲身参与法国抵抗运动,与法国共产党分道扬镳,在阿尔及利亚叛乱问题上拒绝采取立场——在我看来,在这三次中有两次他表现得令人钦佩。”

1935年夏天,加缪22岁,在一次夭折的旅行之后加缪加入法国共产党,在给老师格勒尼埃的信中,加缪坦言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我感到更多的是生活,而不是思想,把人们引入共产主义。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毒化人类的痛苦和辛酸得以减少。”年轻加缪的真诚毋庸置疑,加缪被派到以吸收大学和市民居住区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支部,加缪很快显示出组织才干,组建了一个劳动剧团,排练演出了马尔罗《轻蔑的时代》、高尔基《在底层》等明显带有左翼色彩的戏剧。在一份介绍剧团使命的传单上,加缪写道:“剧团意识到大众文学的艺术价值,它希望表明艺术应该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它相信美感是与人性紧密相连的。”共产主义对人类美好前景的描述吸引了年轻的加缪,可是在如何达致目标的手段方面,加缪显然更倾向于他的老师格勒尼埃,他记得后者的评价:“为了实现正义的理想,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干蠢事?回答‘是的’也许高尚,但回答‘不’也许更诚实。”

在《反抗者》一书中,加缪有所指的宣扬一种“纯粹的反抗”也即反对革命暴力。这本书的出版引起轩然大波,萨特授意其弟子让松撰写措辞激烈的批评文章攻击加缪,之前几年法国文学界两位大佬其乐融融的关系一下降至冰点。两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唇枪舌剑。这件事对加缪打击非常大,以至于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台上,加缪发表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仿佛正是说给潜在的听众萨特的。两人的矛盾关键在于政治上的分歧,在斯大林大清洗的材料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甚至早在三十年代纪德就写过揭露性的影响巨大的《访苏归来》),萨特却领着一群法国知识分子朝左转,寄望于斯大林主义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对此,加缪的愤怒可想而知,在日记里他的批评更直接、一针见血:“《现代》杂志,他们接受罪恶但拒绝宽容——渴望殉道。他们唯一的借口是这可怕的时代。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说到底,是向往奴役。”

至于加缪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的事,洛特曼认为有被夸大的成分:“事实上,加缪在勒帕奈利耶那段时间并没有积极参加过任何一个抵抗小组的活动,既没有收集过情报,也没有从事过破坏或宣传活动。”

加缪生命中最后的十年日子并不好过,那十年加缪遭遇长久的创作枯竭期,十年中出版的重要作品只有两部——哲学随笔《反抗者》和小长篇《堕落》,前者还招致以萨特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围攻。为了摆脱创作上的停滞,加缪寄希望于戏剧,他和友人组建了队友剧团,在戏剧方面投入不少精力。另一个如同阴魂般纠缠他的问题就是阿尔及利亚问题。那是他的故土,他整个儿童、青少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那种成长中不可遏制的幸福感,在他的名篇《蒂巴萨的婚礼》、《杰米拉的风》中几乎触手可及。他最希望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百万法国人能和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平共处,但是时局却朝着日益极端的方向发展,而他的中间态度则招致两方的不满,传记里记载了多次加缪演讲时遇到的责难式诘问。在我看来,加缪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语其实也象征着伦理本身的困境——在任何事物中想要绝对清晰地划分出善恶都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加缪当然知道,对这类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文学本身——小说或者戏剧,他铆足了劲想要重新找回状态,当他搬到距离巴黎六百公里的卢马兰村,他确实正在重新找回状态,在此地他从1959年1月开始写长篇小说《第一个人》,一年后在他离世前,小说已经有了一个较完整的轮廓。然而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毁掉了一切,给加缪念兹在兹的“荒谬”这个字眼增添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直到生命的后期阶段,加缪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他短短的写作生涯中,真理和自由始终是他殚精竭虑着去渴求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加缪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

1961年4月,加缪阿尔及利亚的好友齐聚蒂巴萨,出席加缪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这是一块齐人高的腓尼基时代的古墓碑,是在蒂巴萨废墟里找到的,碑上刻着加缪的一句话:

在这儿我领悟了

人们所说的光荣:

就是无拘无束地

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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